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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无问西东》: 西南联大,中国大学的珠穆朗玛

时间:2018-01-24 21:54: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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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已获授权,来源:拾遗(ID:shiyi201633)

作者:拾遗

《无问西东》: 西南联大,中国大学的珠穆朗玛

当你感叹在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中看到了真正的“芳华”时,我觉得我们可以仔细聊聊滋养“清华精神”的那所西南联大了。

西南联大,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“最穷大学”,却被誉为“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”。

8年时间,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,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、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。

2018年,正值西南联大八十周年诞辰。谨以此文献礼西南联大,致敬西南联大。

联大长征

1937年8月28日,本是个平常日子,

但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。

这一天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校长,

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。

公函要求:三校南迁长沙,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。

一个多月前,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

硝烟弥漫的北方,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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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临时大学旧址

11月1日,长沙临时大学开学。

但课桌未稳,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,

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。

淞沪会战失败,上海沦陷,

1937年12月,南京又陷落。

日军进逼武汉,长沙立成危卵。

“国家亡了可以复兴,文化亡了就全亡了。”

为了保住文化血脉,临时大学决定西迁。

“兵分三路,水陆兼进前往昆明。”

其中一路,完全徒步,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。

“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”就这样开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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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长征”路上的西南联大师生

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,

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。

日军打进北平后,陈三立绝食而亡。

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,

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,

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。

陈寅恪知道,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,

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。

于是,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,

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,

汇集到“联大长征”的南迁队伍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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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

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,

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。

当时,日本人公开承诺:

“留下来教学,照样保证丰厚年金。”

作为教授,像闻一多,

可以有保姆、有厨师、有车夫,

还可配两个文书,生活舒适又体面,

但他一声“呸”就拂袖而去。

教授赵忠尧,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,

冒着杀头危险,化装成难民,

“天涯孤旅,千里走单骑。”

把装镭的铅筒,贴身紧抱在怀里,

坐火车时,数天数夜不敢合眼。

抵达昆明时,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,

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,

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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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一多

1937年,北平沦陷时,

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。

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,

邓稼先怒不可遏,撕掉了日本国旗。

当晚,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,

“开始追查了,赶快把孩子送走。”

临别之际,邓一哲对邓稼先说:

“儿啊,你要学科学,学科学为国家。”

邓稼先逃出北平,辗转跋涉来到昆明。

“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。”

后来,邓稼先成为“两弹一星”元勋。

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:

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,

经历九死一生,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,

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,师从吴大猷,

1957年,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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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2月,“联大长征”队伍抵达常德县。

1938年4月28日,经过数月跋涉,

“联大长征”队伍终于抵达昆明。

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,

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,

后人将其称为“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”。

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,

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,

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“壮丽探险”。

六天后,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,

“西南联大”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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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毅坚卓

到昆明后,西南联大没有校舍,

主要租借民房、中学、会馆上课。

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,

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。

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,

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。

两人欣然受命,一个月后,

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。

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,

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。

此后两月,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:

高楼变成矮楼,矮楼变成平房,砖墙变成土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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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,西南联大教授合影,左起周培源、梁思成、陈岱孙、林徽因、金岳霖、吴有训

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,

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:

“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,

教室、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,

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,

砖头木料再减一半,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。”

梁思成忍无可忍,冲进校长办公室,

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。

“改!改!改!你还要我怎么改?

茅草房?每个农民都会盖,要我梁思成干什么?”

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,歉疚地说:

“思成,以你的大度,请再谅解我们一次。”

梁思成接过图纸,喉咙哽咽住了:

“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?

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!”

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,声音颤抖:

“思成,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,

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,

算是我还给你的……行吗?”

半年后,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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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思成、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

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,

但他卖掉了汽车,辞退了司机,

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,

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,

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。

1940年后,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,

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。

为了回请云南省主席夫人,

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。

为维持一家生计,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。

有次大雨,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。

梅贻琦接过篮子,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,

一边吃,一边抹泪:“咏华,我对不起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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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贻琦

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,

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,

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。

后来,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,

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,

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,

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,

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。

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,

那一夜,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。

身无分文的他,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,

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。

“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。”

后来,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,

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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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遭日机轰炸

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,

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,

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。

牛住下头,华罗庚一家住上头。

每天很早,华罗庚就拖着瘸腿,

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。

晚上,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。

老牛常借柱子擦痒,搞得楼棚地动山摇,

人坐楼棚上,就像喝醉了酒一般。

棚里更是蚊虱成群,咬华罗庚充饥。

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,

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,

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——矩阵几何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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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罗庚一家

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”

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,以谈钱财为耻。

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,

为维持一家生计,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,

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,可想而知。

有一次,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,

怒气冲冲地责问:“这是不是发国难财?”

闻一多听了,没有生气,

沉思好半晌,末了说了一句:

“立鹤,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。”

淡淡一句话里,包含了多少辛酸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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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一多治印

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,

失去了家庭支持,几乎一贫如洗,

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。

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,

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,

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、老鼠屎,

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,猪都害怕。

潘琰把锅巴买回去,用开水淘一遍,

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。

那时候,联大师生就是这样清苦。

有次朱自清上街,被乞丐追着乞讨,

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,说了一句:

“别跟我要钱,我是教授。”

乞丐听到这句话,扭头便走。

连乞丐都知道:“教授教授,越教越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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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校训:刚毅坚卓

虽然清苦,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。

为躲避日机轰炸,教授们住得很分散。

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,但从不迟到。

刘文典说:“我宁愿被日机炸死,也不能缺课。”

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,

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,一致同意:

“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,以报收留之恩。”

1942年,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,

每人发放一笔“特别办公费”,

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:

“抗战以来,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,

十儒九丐,薪水尤低于舆台,

故虽啼饥号寒,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。”

这就是刚毅坚卓,这就是文人风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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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宿舍

精诚合作

战乱年代,执掌一所大学,

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。

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,更是难上加难。

联合大学,究竟该怎么管?

一开始,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,

张伯苓、梅贻琦、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。

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。

联大成立后,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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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左至右:张伯苓、梅贻琦、蒋梦麟

最大的矛盾,就是职位配置。

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。

情况严重时,甚至“群议分校,争主独立”。

这时,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,

说了一句:“此乃何时?”

一听这话,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。

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:

“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,

可弗在此题上争议,当另商他事。”

从此,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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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校徽

不久,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:

“我的表,你带(戴)着。”

这是天津俗语“你做我的代表”的意思。

然后,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。

不久,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:

“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。”

然后,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。

就这样,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,

张蒋两人把权力“让”给了梅贻琦。

后来,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。

蒋梦麟说:“不管者所以管也。

一校三校长,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,

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,

来回拉扯,什么都干不了,

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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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排左起:浦江清,朱自清,冯友兰,闻一多,唐兰,游国恩,罗庸,许骏斋,余冠英,王力,沈从文

“蒋梦麟的不争,成就了西南联大。

如果争的话,就成西北联大了。”

抗战期间,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、西北、西南三所联合大学,

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,西北联大先合后分,

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,

这既得益于蒋梦麟、张伯苓的让,

也得益于梅贻琦的“公”。

“自从联大成立,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,没有清华。”

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,

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,但三校共用之。

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,

对外承包工程、建设房屋、开办工厂。

当时三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“房头”,

这笔钱本算是清华的“私房”收入,

但梅贻琦却拿出来补贴其他两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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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起:朱自清、罗镛、罗常培、闻一多、王力

在课程设计上,为了公平,

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,

同一门课程,大家可以同时讲授,

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《楚辞》,

观点截然不同,但两人都可讲《楚辞》。

有一年,闻一多、游国恩和罗庸开讲《楚辞》,

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,

老师之间有如“摆擂台”一般,

各自拿出绝活,吸引学生去听。

这样的安排,不但体现了公平,

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,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。

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,思想把关也开放,

“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。”

不管是进步的、保守的,还是中间的,

不管是国民党、共产党,还是无党派,

虽各有所执,但都能以大局为重,互相包容。

孔子说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

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“君子和而不同”,

正因为“兼容”,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。

因为她“合作无间,同无妨异,异不害同,五色交辉,相得益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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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的教授夫人们

教授治校

1946年1月29日,文学院教授闻一多,

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(字月涵)——

“月涵校长、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:

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。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。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,即乞核定。

嘱文书科办通知,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。至纫公谊,敬颂,道安。”

这封短笺,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:“从‘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’一语,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。”

梅贻琦接到公函,批示:照办,琦。

“照办两字,可见教授地位之高。”谢泳说。

这地位,就是联大倡导的“教授治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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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部分教授

1952年,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,

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“雇员”,

后来的诺奖得主物理学教授拉比说了一句名言:

“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,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。”

但梅贻琦有句名言,比拉比说得更经典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
“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,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。”梅贻琦说。

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,

只要有才有实力,不必害怕校长,

觉得这所学校不爽,换一所同样教。

梅贻琦很清楚:“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,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。”

所以,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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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狂不羁的刘文典

尊重教授,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。

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。

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,

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,处理学术事务。

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,参加校务委员会。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、学院院长、教务长、训导长和总务长,

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,制定各项规章。

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,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,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。

“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,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。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,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,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。”谢泳说。

教授治校,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,

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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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宓

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:

“大概或者也许是,不过我们不敢说。

可是学校总认为,恐怕仿佛不见得。”

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。

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,

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。

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,

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:“吾从众。”

但每一个“吾从众”后,处事却极其坚定。

所以梅贻琦便有了“寡言君子”的雅号。

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,

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。

陈寅恪说:“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,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,那样少,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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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从文

1938年11月,

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:

聘请“乡下人”沈从文为教授。

当时,西南联大的教员,

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,

再差也是北大、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,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。

而这位沈从文,论学历,小学没毕业;

论学术研究,他是作家,没任何学术著作。

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,“我看的是才华”。

唯才是举——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。

“1939年,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,

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,

聘请钱锺书、华罗庚、许宝騄当了正教授。

那一年,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。”

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得主何兆武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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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教授里的“人之龙”钱钟书

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,

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“向往之所”。

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,

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,

“国文老师是沈从文,英语老师是李赋宁,

物理老师是吴有训,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,

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。

我还选修了数论和《庄子》,

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。”

这阵容,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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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大师云集,从文学院教师名单便可窥斑见豹

“教授中的教授”陈寅恪,

能用13种文字阅读,学问之博大精深,

被傅斯年誉为“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”。

陈寅恪教历史,上课第一天就说,

“前人讲过的,我不讲;

近人讲过的,我不讲;

外国人讲过的,我不讲;

我自己过去讲过的,我不讲。

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。”

陈寅恪的课,旁征博引,指点中西,

内容涉及历史、宗教、语言等多方面,

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,

但却吸引了冯友兰、吴宓等教授去旁听。

著名学者许渊冲说:“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‘四不讲’教授。”

大师们极重创新,素以照本宣科为耻。

正因如此,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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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寅恪写下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

汤用彤写下《中国佛教史》

钱穆写下《国史大纲》

冯友兰写下《贞元六书》

金岳霖写下《知识论》《论道》

陈序经写下《文化学系统》

潘光旦写下《优生原理》《性心理学》

王力写下《中国现代语法》《中国语法理论》

华罗庚写下《堆垒素数论》

吴大猷写下《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》

周培源写下《湍流理论》

赵九章写下《大气之涡旋运动》

孙云铸写下《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》

…………

这些论著,后都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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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

唱京戏,“王帽”不是主角,

大学,亦同此理,

校长不是主角,主角是教师。

“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。”

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。

他不仅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

正因如此,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,

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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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们正在上课思想独立

1939年,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,

以战争为由,要管制西南联大,

“做院长的人,一定要加入国民党。”

对此,西南联大不以为然。

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:“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,我就不做这个院长。”

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,

“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。”

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。

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:“对于大学,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,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、选择人才的自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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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课了

哲学家、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,

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《学术与政治》:

“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,

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,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。

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,

她有她的大经大法,她有她神圣的使命,

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,别人不能侵犯。”

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,

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:

“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,而不是思考什么。”

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,

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。

所以西南联大始终坚守“思想之独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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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图书馆

1941年,教育部强制要求:

“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。”

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。

学生马灿华撰文说:“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,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。”

1942年,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,

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,

统一全国院校教材,统一考试等新规定。

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:

“盖本校承北大、清华,南开三校之旧,一切设施均有成规,行之多年,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,亦可谓为尚无流弊,似不必轻易更张。”

最终,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,

保住了教育的独立、自主与尊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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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系在做实验

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,

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。

于是,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。

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,劝其保持名节:

“借重先生,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。”

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,但不表示不议政。

蒋介石“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”有4位:张奚若、罗隆基、周炳琳、钱端升。

而这四位,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。

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,

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,

一次,蒋坐不住了,插了一句:

“欢迎提意见,但别太刻薄。”

张奚若一怒之下,拂袖而去。

第二年,当局寄来路费,邀他再去重庆,

他当即回电一封:“无政可参,路费退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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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

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:

“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,保有独立的资格,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。”

这个主张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继承。

后来,不少专家这样总结:

“西南联大学术之所以能彪炳史册,

就在于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界的干预和控制,

保证了思想之独立、学术之自由。”

云南师范大学教授、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,

写过一本《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》。

他在解谜时这样说:“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,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,而不是衙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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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在考察中学术自由

1980年代,沈从文出国访问,

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:

“抗战条件那么苦,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,

超过了战前北大、清华、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?”

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:自由。

1940年就读联大的学生心田这样说:

“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?

这里没有升旗早操,更没有纪念周训话,

也不像别的大学,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,

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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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学生,著名诗人穆旦

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?

教师在讲授内容、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,

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。

联大学生、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:

“老师讲课绝对自由,讲什么、怎么讲,全由自己掌握。”

正因自由,教授们极重创新,

“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,以照本宣科为耻。”

教授之间,观点争奇斗绝,蔚成风气。

如贺麟欣赏王阳明“心外无理”说,反对理在心外,

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。

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,都很受学生尊重。

旁听,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,

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,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。

闻一多与沈有鼎,两人同开“易经”课,经常互相旁听。

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,意味着开阔视野,意味着学术对话。

《无问西东》: 西南联大,中国大学的珠穆朗玛

部分教师及家属

联大学生、诗人郑敏后来回忆说:

“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,

就是教授所教的东西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。

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,

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,

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,

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,这对我熏陶极深,

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,

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,

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、对思考的坚持,都是从这里来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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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晗在学校演讲

联大学生、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,

这样评说联大“学术自由”对他的影响,

“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,

不然每人发本标准教科书,自己看就行了。

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,

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。

比如学习历史,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、怎么周游列国等,教科书上都有,根本用不着老师讲。

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。

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,

对于学生来讲,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。

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,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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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

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。

在联大,学生转系相当容易,

“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,

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。

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,

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。”诗人郑敏说。

在课程设计上,联大也放得很宽,

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。

“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,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,可以在数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、生理学、地质学中任选。而不论文理工,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、西洋通史、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。”郑敏说。

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?

因为西南联大提倡“通才教育”。

梅贻琦说:“通才为大,而专家次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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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回忆——

1939年的一天,我在教室静静看书,

忽然有七八个人嚷着推门进来,

一看,竟是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学生。

他们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,

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,

写了许多方程式,边写边喊:

“你们看,是不是这样?……”

又一个人站起来大叫:“你错了,看我的!”

他走上前去,在黑板上飞快书写。

跟着,华先生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:

“诸位,这不行,不是这样的……”

后来,几个人越争越烈、越吵越有劲,

大约吵了半个多时辰,听见华先生说:

“十二点了,先去吃点东西,我请客!”

这样的“师生争论与打擂”在联大随处可见。

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读书时说:“教师之间,学生之间,师生之间,

不论年资和地位,可以说谁也不怕谁。

课堂上,学生可以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,

而教师不会生气,反而对学生更加欣赏。

那时,做学问的风气就是这般纯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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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操场

在西南联大,最可贵的就是师生之间,

存在一种平等诚挚的教学相长的风气。

平时学生考试,不必按教师讲义来答卷,

意见与教师相左,只要有根据,也可拿高分。

曾经有个同学不同意讲课教授的观点,

宁可放弃学分,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。

但教授很大度,同意该生不听课,

“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。”

后来,这位同学交了篇反对老师观点的论文,

因质量较好,竟得到教授高分。

“现在大学有标准教科书,

考试还必须弄个标准答案,

我不认为学问需要一个标准,

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,科学怎么进步?

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,

否则永不可能超越,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。”

邹承鲁院士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,

他非常喜欢联大的学术自由氛围,

60年代,他搞出了轰动全球的胰岛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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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振宁当年准考证

1943年,课堂休息期间,

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。

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:

“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,看了没有?”

对面答道:“看了,你觉得怎么样?”

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:“毫无创新。”

这样的对话,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,

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,毫不觉得刺耳。

这两位年轻人,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,

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。

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。

“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。”

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“自由”的习惯,

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,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。

“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。

没有求知的自由,没有思想的自由,

没有个性的发展,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。

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。”杨振宁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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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教授郑林庆,当年在联大读书时的笔记

但自由,并不意味着散漫。

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,

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,

学校、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。

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:

“1941年我入学时,班里有40多名同学,

毕业时仅有20多人。每学期应修学分中,

1/3不及格就要留级,1/2不及格就要退学。”

一个学生考了59.5分,去跟教务长求情。

被教务长拒绝,学生愤愤地说:“59.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?”

教务长回答:“如果没有区别,59.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,以此类推,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?”

联大办学8年,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,

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,可见考试之严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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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才育人

1945年8月14日,日本无条件投降。

1946年7月31日,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。

梅贻琦宣布:“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。”

随后,三校回迁,各自复员。

在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,

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3882名。

这些学生,后来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大师。

西南联大之奇迹,不在于他拥有大师,

更在于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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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原教室

联大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大师,

不仅仅在于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,

更在于他“育才先育人”的理念。

西南联大旧址,如今还竖着几块石碑,

其中一块写着:育才先育人。

“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,如何研究学问。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,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。”梅贻琦说。

这个做人就是:违千夫之诺诺,作一士之谔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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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人,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。

当年联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馆里,

经常可看到哲学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。

点杯茶,然后坐下来看书。

有时,也会点一碟瓜子或花生,

那是他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的时候。

他喜欢说一句话:“你们在联大这几年,不要只知道闷头读书,也要抬头学做人。”

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想吃瓜子时,

他就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:“不给你吃。”

那神情,就像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。

联大老师,就这样从小事中将“士”之精神传递给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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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校歌

1946年,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。

她们叫梁再冰、冯钟璞、梅祖芬。

梁再冰父亲是梁思成,清华建筑系主任;

冯钟璞父亲是冯友兰,清华文学院院长;

梅祖芬父亲是梅贻琦,清华校长。

这样的事,在握有大把机动名额的今天看来,

简直就是天方夜谭:校长、院长、系主任的女儿,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。

当时,梅祖芬距离清华分数线只差了2分,

同学们都叫梅祖芬去找父亲帮忙。

梅祖芬说:“正因为我父亲是校长,所以决无可能。”

身教胜于言教,这些先贤令后来者汗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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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校长官员化、行政官僚化、扩张盲目化、

文凭贬值化、授课形式化、学术边缘化、

科研虚伪化、设科短视化、学者江湖化的今天,

中国要实现大学的“双一流”目标,

很多方面,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。

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?

1946年,冯友兰撰写了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》。

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:

“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,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,

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,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,

违千夫之诺诺,作一士之谔谔。”

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:“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。”

本文转载自“拾遗”(ID:shiyi201633)。一个有趣、有品、有态度的文化生活微刊。

(推荐人/东解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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